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中意与否，生死存亡之道就在于此。
科技与工业革命
人类自诞生以来便开始锲而不舍地探寻“天道”。所谓“天道”，即人与自然相处之道，人与人相处之道。人类克服恐惧掌握火焰，不断精进取火、储火、用火的技术。对大自然稚拙的探索感悟形成原始崇拜，原始崇拜凝聚为共同意识，共同意识消弭猜忌判定纠纷，人类部落由此不断壮大直至出现分工合作。人类生于天地之间，感觉冥冥之中造物主已有一套天地运行万物化生、政通人和百业兴旺之道，人类欲登极乐唯有探求到这份“天道”。千万年的试验和完善、总结并传授，人类习得耕种与冶炼，认同神话与阶级，摆脱了穴居野处朝不保夕的动物之苦。人类不敢言已经掌握“天道”，但这些知识和通识在实践中反复被验证，不断使人获益，如管中窥豹，从中“天道”可见一斑。假以时日，人类定能找到“天道”，不过在那之前更重要的是，找到寻“天道”之“道”。
时至今日，人类对“寻天之道”的最佳答案是科学，而数学是科学的基础。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与封建文明之后，农业、商业、财政、建筑、冶金、天文占卜祭祀等等等等都推动着数学的发展。早在公元前就有学者大力开发数学工具，不单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更是意图从数学规律的和谐与美好中感悟“天道”。然而在封建时期大多数情况下数学仅限于一种实用工具，指导我们如何理解世界、如何进行社会活动的五花八门的“寻天之道”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信仰体系，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儒家等等。无论是为人处事的规矩还是防疫卫生的经验都被融入信仰体系，化为神使或先贤的谆谆教诲。信徒们不厌其烦地背诵钻研经史子集，笃信世界真谛就在于此，并认为不再需要其它探索方式。虽然这些宗教或信仰远不如科学和现代民主制度先进有效，但它们是人类观察自然、与人共处所得智慧的集大成者，是几千年封建时代挽救人类于蛮荒杀戮的元勋。经过设计和演化所产生的越是成功的信仰体系，越能让人生活富足安宁，越是能被广泛沿用稳定传承。一个信仰体系能够稳定传承上千年，不单依靠其造福于人，往往还依靠其有一套循环论证无法证伪的逻辑，用以应对现实与理论激烈冲突的情形。如果你在受苦，说明你不够虔诚或未解神意，如果你痛苦难耐，可求来世享福或往生天堂。这种自圆其说只能维持民众的信仰，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毕竟封建时代的信仰体系离真正参悟“天道”相去甚远 。因此对每一种信仰来说，其信徒的虔诚度都会有一个上限，信仰体系造福人类的程度越低上限越低。面对自然灾害越是无能为力，遭受苦难越重虔诚度上限越容易被突破。战争杀伐越是频繁，越是无所不用其极，民众越容易质疑信仰。
当中世纪欧洲疫病肆虐之时，人们赤身裸体用荆棘鞭挞自己游街忏悔却无济于事，不得已悖逆宗教戒律剖开尸体研究死因。医者走上实证主义道路，利用实践经验来想方设法治愈疾病。经过一系列实践经验后慢慢形成一套从观察、假说到试验、验证的科学研究方法。学者套以自然神学的名义，重拾数学工具，用新创的科学方法进行早期的科学探索，深究那些上帝无法解释的现象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各地君王领主隐约发现这些新奇的发明比虔诚祷告更能让他们获得战争的优势，于是大力资助大学学者和能工巧匠。此时一切还不明朗，装备怕潮、射距短、精度差、装填慢的火铳兵仍然不敌骠勇的精锐骑兵，是继续改造升级火器还是训练更多的骑兵，亦或是向神明更加虔诚地祈祷以赢得宗教战争？分裂的欧洲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动荡成为一种残酷的自然选择，为各个国家指向发展科学的方向。国王纷纷将教权收为国有，梵蒂冈失宠，再不能对各国的科学研究指手画脚。集权后的封建帝王与领主们将资源投入到对战争和贸易最有作用的研究上——绘图、航海、弹道、火药、冶金等学科。战争进入到普遍兵役制时代，兵源需求推动执政者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加大对农学、博物学、医学、卫生健康、福利制度的投入。国家经济与战争融资的需求推动经济学、金融学、银行业、轻工业的发展。现代科学启蒙阶段奉行实用主义，却并非重理轻文。科学发展引发工业革命，欧洲各国纷纷远渡大洋对外侵略，通过殖民地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为了统治原住民并为自己的暴行正名，早期的偏社科类学科就此诞生，比如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颅相学。在所有进行早期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的国家当中，越是能积极拥抱科技创新，淡化封建信仰包容并蓄的国家越能吸引人才。英国接纳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大大提升了手工业实力，甚至是兵器制造技术。美国在欧洲的数次大战与种族迫害期间接纳大量移民，不同出身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移民将美国的工业与科技推举到世界之巅。另一方面这些“优胜”工业国家却采取一以贯之的技术保护主义政策，英国禁止熟练工匠与纺织机出境；美国为扶植尚落后于欧洲的本土工商业不惜发动南北战争。
为什么工业革命出现在欧洲？显然，工业革命需要一定的文明科技基础，美洲土著和非洲酋长国这样的封建时期落后地区显然没有一部跨越到工业革命的能力。然而相隔万里的中国，毗邻欧洲的劲敌奥斯曼也都没有及时跟上英、法工业化的脚步，之后美、德工业化仍未警醒，再后日、俄、奥、意纷纷紧追猛赶工业化之时两大文明古国仍踟蹰不前。历史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此，一个时代更为优秀的信仰体系造就文明程度更高的社会，却成为向下一世代进步的阻碍。一个和平稳定、武力强悍、疆域辽阔、富足安康的社会，其民众对信仰的虔诚度上限更高，也就是说信仰对社会的统治更稳固，更不容易出现所谓“文艺复兴”，实为“文艺叛逆”“文艺创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强大的封建军队既是福祉也是祸害，它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弥补技术的落后，直到再多的部队再勇敢的士兵也敌不过洋枪洋炮，此时开始反思“师夷长技、西学为用”却为时过晚。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想要培育思想解放与崇尚科学的土壤，其过程必定漫长而艰辛，难免工业化落后，转型困难陷入被动局面。
不论是文明帝国还是落后部落，这些未工业化国家或工业后发国家都会在资本主义时代和帝国殖民时代受苦于后发劣势，被嵌入先发工业国经济循环体系，成为原材料来源、奴隶供给地和工业品倾销市场。经济全球化之后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又成为其落后产能淘汰与成本回收的下家，和工业生产造成环境代价与社会代价的转嫁目标。这些后发国家一步落后便步步落后，沦为资本主义帝国的传统殖民地，独立之后再沦为经济殖民地无法自拔。为什么19世纪末以后工业后发国便很难晋升为发达工业国？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随着资本主义帝国的增加和开疆拓土，全世界殖民地从增量市场转为存量市场。工业技术和工业规模的落后导致后发国家军事实力落后，自身无法抵御资本主义帝国的武装侵略干预，也无法插手帝国殖民地的利益。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落后，仍有亟待革新的残余封建理念。不少发展中国家全盘更新了现代政治制度，却没有足够先进的工业生产力作为支撑，或是承受了来自资本主义帝国大量的工业化负面效应转嫁，导致政治压力飙升，政局不稳。更为核心的原因是，经过长期的传统殖民与经济殖民的改造，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已然畸形，出现产业单一、上下游断链，粮食无法自给自足、依赖发达国家技术支持、与经济宗主国市场绑定过深等问题，受先发工业国经济循环体系压榨却很难脱离系统而生存。一部分后发国家痛定思痛，勠力同心推进工业自主化，加倍努力苦苦追赶几十年，却也难望发达国家之项背。究其原因，先发国家已然形成研发先进产能——以高性低价产品占领市场——回笼资金继续研发先进产能的良性循环。而后发国家缺资本原始积累、产能技术落后，在与发达国家市场竞争中成本高、产品劣，没有市场回报、无法回收成本导致赤字持续飙升，陷入恶性循环。对于这些后发国家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其政治秩序和生存环境崩溃前，坚持投入资本追赶工业化，持续压榨人力与自然资源，直至生产出高性价比产品占领市场，再慢慢入轨发达国家式的良性循环。追赶的困难还不止于此，后发国家还要应对先发国家制定的维护其领先地位的不公平市场规则。如果后发国家在资本与技术引进中陷入债务陷阱，为赚取外汇偿还外债，只能开足马力加大服务于发达国家市场的原有殖民产业生产，被动地使国家更深陷经济宗主国的经济循环体系当中，成为先发国家继续研发继续领先的助推力。这些先发工业国的经济循环体系不单掠夺了大量生产资料，使后发国家用于本国工业化的原材料短缺，更造成严重的工业人才流失。工业自主化意味着工业人才自主培养，落后的工业规模与市场占比导致本国工业岗位少待遇低，自主培养的工业人才大量流失发达国家，导致工业化动力不足，研发降缓，市场继续缩小，岗位继续减少。由于以上种种困难，很多封建时期的伟大文明古国在制度现代化以后，纷纷雄心勃勃大刀阔斧进行工业化现代化改革，反复受挫反复战败之后，或是封建思潮回流，思想保守化宗教极端化；或是内心彻底臣服发达国家，对其压榨熟视无睹，对其宣传言听计从。这种现象更延缓了后发国家的追赶脚步。
科学与工业的净贡献反思
一直以来我们认为科学与工业化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一本万利福泽苍生的伟业。看看人类今天所拥有的两日环球的飞机、坚不可摧的大厦、富余的粮食、信息一瞬即达的互联网，我们只恨为什么没有早些进行工业革命，没有早些享受到生产力大爆发带来的巨大福利。我们的大脑与几千年前古代人的大脑并无太大差异，要是早点领悟日心说、进化论、微积分，早点打造蒸汽机、发电机，人类能少走多少弯路，少吃多少苦？科学革命确实为人类贡献巨大，但它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是不是仅凭几个天才突发奇想，拿着纸笔写写画画，阻碍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楔子就被轻易抽走了？
从科学研究到成果应用是一个漫长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一个科研项目是无法保证投入即产出的。研究路线选择错误，研究工具与观察手段等先期条件尚不充足，都是科学研究无法避免的，甚至试错也是必不可少的过程。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科学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科学研究者往往需要脱产由他人供养，因此最早期的基础科学探索主要由受供养的教士阶级和有钱有闲的贵族阶级推动。文艺复兴后欧洲各国完善了科学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依然需要王室、贵族、富商支持。基础科学的研究不确定性高，其成果短期内难见回报，需要这些封建当权者持之以恒的投入，只有放眼未来才能使国家的科技不落后于人。对于一个封建社会，在供养贵族统治阶级、地方官僚、军队之外又新增一套学术选拔、培养、研究体系，其负担不可谓不重。科学研究得出成果之后，将成果转化应用直至获利的过程依然无法避免高研发失败风险，一项较为成熟的工业发明往往经由来自不同国家的数位发明人改进而成。一方面欧洲封建统治者继续资助国立大学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开创专利制度，鼓励社会积极投入应用科学研究和发明，将试错成本转给全民承担，大大减轻了统治者的经济负担。发明创新带动工业革命，此时科技化工业化的高昂成本才真正露出了恐怖的獠牙。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在工业革命国家本土造成各种“羊吃人”的灾难，更是造成全世界范围的大饥荒与种族灭绝。大量工业产出并没有为人类提供便利，而是投入战争相互湮灭浪费掉了。当阅读那些享受工业化果实的贵族与富翁们所记述的历史感言，赞美蒸汽机车的伟力、动力织机的收益、白炽灯光的明亮、流水线的高效高产时，同样受益于科技化工业化带来的便利的我们也要记得那些容易被遗忘的成本，孟加拉那些饿死的农民、波多西那些毒死的矿工、路易斯安那那些累死的黑奴、中国那些战死的乡勇。还有那些在历史上因为投身于错误的科研路线而遭后世嘲笑的“失败”科学家，还有那些历史没有留下名字的因发明失败或提交专利落后而倾家荡产的开拓者们。
正如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将战争带入新的高度，二战后、尤其是21世纪后的科学与近代科学不可同日而语，早已不是三五个天才闭门造车就能维持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处于高位的了。现代科学的顶尖科研成果需要的是一个团队的努力，甚至是几个团队的协作完成。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科学体系与全国的发展建设处处挂钩——从儿童营养和脑力开发，身体素质保障，到基础教育普及，公平择优机制，再到高等教育资金和设备支持，顶尖水平学科带头人的考察和聘请，最后是确保全社会精心培养的科技人才在本土有用武之地。想要科技人才为本国的科技体系发光发热，需要的是这个国家有充足的公有或私有的科学研究部门和工业研发部门。想要维持一个工业研发部门，又需要打造一套以本国企业为主导的工业生产体系。因此为了供养一套现代化的科学体系需要从全社会一二三产业中提取剩余价值，为了供养一套工业体系又需要从第一产业中大量提取食物和原料，这对国家生产力水平、国民素质、政府治理能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凸显科学与工业成本之高昂。21世纪后科研成本节节攀升，科研成功率与转化率却没有明显上升，科研给人的印象已然从“一本万利”转变为成本高昂却为了维持竞争力而不得不做了。今时今日科技如此先进，工业生产力如此富余，发达国家尚且有此烦恼，更不用说种植园劳力、流水线工人，这些处在产业微笑曲线谷底的发展中国家国民，他们体会到的科学与工业的福利更多呢，还是成本更多呢？
市场经济
人类社会有一种惯性，那就是把生产力不足，把自然灾害归罪于己，归咎于社会制度，认为是“君王无道”。科学思维与唯物主义的出现要远远晚于社会关系与唯心主义，大概以人类大脑的先天禀赋，科学思维具有一定门槛，需要后天训练，因此人们遇到灾难时倾向于从社会制度和治理的角度考虑问题。封建末期帝王集权统治，在享有“朕即国家”的无上权力的同时，推进科学研究与工业革命的所有成本和负面影响也必须由统治者承担。当这些成本沉重到帝王难以应对之时，帝国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胜利国得以缓解内部压力，比如英国王室幸存下来并保留了大量祖产。而失败国长期累积的工业化成本，连同战争开销转为国家无法偿还的天价赤字，最终将封建统治阶级推送上断头台。我们先跳过资本主义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凭借革命热情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爆发超强的能动性，不计回报的劳动奉献，自我化解科技与工业进步的巨大成本。新兴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制度还未成熟尚在探索，国民与领导层对社会主义制度可能带来的国力提升和全民福祉寄予厚望，导致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对科学体系建立与工业化追赶的巨大成本、差距、功效的客观认识严重不足。冷战时期各国承受巨大的外部军事压力，新兴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四平八稳地重走欧洲工业革命道路，从轻工业慢慢积累发展到重工业。无论是军工立国、基建先行，还是放弃经济独立甚至主权独立，依附苏联经互会体系，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寻找到各自的求生之路。这些道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只有一点是确定的——落后就要挨打，而追赶就要加倍地受苦。
社会主义国家经历的困难主要有：
1、工业原始积累往往来自于内部制造工农剪刀差，在漫长的工业化追赶阶段，其阶段性成果难以为农业带来革命性进步，致使全民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2、资本严重短缺与“运动式”的工业化行为使得国家经常在短时间内将资源孤注一掷在单一发展路径上，缺乏系统的科学的考察、比对，热情有余而谨慎不足。甚至在科学研究领域也置科学精神于不顾，论正统、分资社、搞运动。这种将国力高度集中在一点的攻关式改革探索，如果方向恰好正确，则能在短时间内极大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可是如果方向错误就会造成资源与时间的极大浪费，就有可能对国家经济、国民生存和改革信心造成沉重打击。
3、经济波动并非资本主义独有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也会导致经济发生自然的周期性波动。从先期投入，到工厂建设，再到产出，最后是留下先进产能，淘汰错误方案。这些无法回笼的失败投资则导致经济陷入低谷。从结果来看我们会说是犯了投资过热的失误，然而工业化探索想要“箭无虚发”本就是不可能的，是违背科学规律的。
4、由于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自然轻易不敢让工人失业。在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发展阶段，缺乏公平的切实可行的个人考核与奖惩机制，缺乏鼓励多种路线不同企业相互竞争的机制。由于忌惮工人失业社会动荡，产业改革更是难以落地。
5、人天性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为国奉献”“为全人类奉献”这样的道德鼓舞下产生动力。比如一些人依靠生存压力发挥潜力，一些人只能以个人私利为诱因发挥潜力。一些人讨厌平均分配，一些人讨厌按劳分配，一些人认为就应该有贫富、分阶级，就希望掌握生产资料。这些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其奋斗源动力得不到满足，工作浑浑噩噩，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人才，能动性没有得到完全激发。
6、当国家疏于腐败治理，疏于制度持续完善时，官僚阶级与学阀集团就会出现。社会竖向流动发生阻滞，上行下效导致横向流动同样发生阻滞，依靠父母关系在本地产业就业比独闯外乡的收益要大得多，人才无法抵达合适的岗位。这也造成不同产业之间相互信息闭塞，全凭上层调度，一些产业结构性问题难以被发现。
以上种种总结也差不多是宣判社会主义“死刑”的那些老生常谈了。一些人因此将社会主义体制定性为低效的、僵化的、腐败的、反人性的、反科学的、反工业化的，应该反思大脑中是否还留有封建思维惯性，将一切苦难习惯性归咎于制度，对社会主义公平地认可劳动价值和均摊试错成本视而不见，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上的卓越贡献与工业的长足进步视而不见，对这些成就所证明的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视而不见。罔顾新兴国家生产力基础的极度落后，罔顾科学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者同样会出现这样的认识僵化。当工业化遇到瓶颈，国家经济受挫时，国民疲弊难耐，不相信自己如此拼尽全力，如此遵从共产主义价值观生活劳作，共产主义的地上天国仍未降临。他们不相信客观上工业化追赶就是这般痛苦这般残酷，自己就是仍需要投入更多的付出。失去耐心的社会主义者更容易产生“一定是内部有反革命份子暗中作梗”的联想，由此而引发的内耗亦是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经历过的一大困难。
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时间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我们来看自由市场经济如何帮助工业化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富裕发达，成为世界主宰：
1、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自由市场经济加速了土地兼并，加速了资本集中，同时大量小资产阶级农民变为无产廉价劳动力，从而加速工业化发展。
2、着力打造国际自由市场，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销或武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从而形成先进的工业品倾销与稳定廉价的原材料供给之间的良性循环，利用从发展中国家收割的工业品溢价，弥补科学研究与工业研发的试错成本，助力本国工业产业升级。
3、自由市场经济认可所有人的欲望，愿意为所有人的奋斗提供舞台，甚至包括毫无人性的殖民者，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生产力。虽说资本主义国家不乏很多为了全人类福祉，无偿公开发明专利的高尚科学家，但发达国家之所以生产力持续领先，由贪婪与野心驱动的企业家金融家、由名望与高薪驱动的科技人才，他们的贡献至关重要。
4、相较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需要正面承担科技与工业化高昂成本所带来的社会压力，自由市场可以利用人的天性将这些压力转嫁给个体，从而化解社会的压力。正如赌徒步入赌场时就已经认可赢者通吃的规则，自由市场内的竞争者们亦是“愿赌服输”。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竞争者们各自为战，选对了发展路线的创业者得道升天，将行业资源收于囊中；选错的破产者成为后来人的警示牌，心甘情愿地承担试错成本，不会向社会讨要补偿。因此自由市场经济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5、自由市场经济一大核心要素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另一大要素是竞争，而竞争导致马太效应。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创业者如过江之鲫，资本分散于小资产阶级当中。当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大量创业者被淘汰出局，资本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资本的高度集中不但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也使得大型工业项目得以实施。由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家可以毫无顾忌地差使和遣散工人，这为扩大生产或产业转型升级大大降低成本、提供便利。
令人遗憾的是，生存权来自于强大，而不是公平。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将他们的成功描绘为“远见卓识”的必然回报，同时怂恿我们努力奋斗成为下一个自由市场弄潮儿，使我们忽略了那些工业发展沉重代价的承担者们——那些时运不济的创业开拓者们、那些被吞并的破产小企业主们，和无数国内外被压榨的无产者们。由于自由市场经济为发达国家赋予了强大的先进生产力与社会稳定性，历史上几乎只能看到资本主义推翻社会主义，只有少数国家不堪资本主义加上帝国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多重压迫，或是在生产力基础极度低下的现实紧迫下，社会主义才能推翻资本主义。而今社会主义国家所剩无几，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也被很多人认为是高效的、灵活的、公平的、符合人性的、符合科学和工业发展规律的。这些人沉迷于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一套拥有完美逻辑的，除了与现实中自由市场经济的后续发展南辕北辙这个“小问题”以外，无懈可击的学说。
当市场中所有的生产资料被少数资本家，尤其是后来居上的金融资本瓜分殆尽时，不需要寡头们修改游戏规则，自由竞争就已然名存实亡。大资产阶级垄断了优质教育资源，使科技人才刚步入社会就已经被资本家套上了债务的锁链。其中一些身怀绝技的人才不甘于为现有的大资本家们江山稳固而服务，抱有“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情壮志，试图发明出一款革命性产品时，研究场地、器材、研究材料通通需要向金融资本赊账购买。产品发明成功后，发明家笃信自由市场优胜劣汰的良性机制一定能让他的伟大发明横扫市场，使他后来居上成为新的大资本家，有生之年衣食无忧。然而买地、建厂、买原材料、疏通销售渠道，发明家层层借债处处让利，仿佛时时刻刻都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拿捏着他。最终投产售卖，产品确实占领了市场，可是发明者企业家一番盘算下来，个人收益和大企业的打工仔无大差别，倒是投资他的金融资本股票大涨。金融资本月月从他的销售利润中扣取大量还款和利息，提醒着他谁是他辛苦打拼所建立的资产真正的主人。自由市场经济有其生命周期，当生产资料被大资产阶级垄断，不再有一片自由田时，自由市场也就实质性死亡了。在这样如一具僵死的尸体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奋斗得不到应有回报，幸运永远不再降临平民阶级。甚至那些高尚的科学家、勤劳朴实的蓝领工人，那些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发光发热的人，又怎愿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自己的所有努力都更深一步加剧了阶级固化、社会停滞。这样的社会何谈解放生产力？大资产阶级试图打造一个低成本、高技术、高劳动积极性的平民社会，世世代代为自己服务，却从未反思这三者有没有可能同时出现。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走到了尽头，科技发展放缓，生产力停滞。有识之士对这种现状当然有所警醒，并试图作出调整。
1、基础科学是生产力进步的源动力。政府和大资产阶级对基础科学的大力支持并未动摇，科学家也自主维护学界的纯洁性，力图客观评价不同研究对科学做出的贡献，不搞“成王败寇”。
2、在大资产阶级发展壮大过程中，政府打破资本主义常规，借用社会主义手段打破垄断，制定长远经济政策并组织基础建设。此举并非承认社会主义理念，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如自由主义学说所言，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规则。然而规则有利于大资产阶级走向市场垄断，政府对自由竞争环境一时的维系终究徒劳无功。当大资产阶级垄断了市场，“无形的大手”自然会伸向议会大厅，捏住政府的要害使其无法发力。
3、利用剥削发展中国家平息民怨的老套路，提高公民福利，使国民虽然缺乏上升渠道但生活安定富足。
4、利用各种欺诈方式维护自由市场经济仍在提供充分竞争机会的假象，激励民众奋斗，维持企业生产力竞争力不减。企业用超高的薪资吸引年轻人，或者许诺以股权，让他们产生自己能够通过一生的努力完成小小的资本原始积累，两三代人完成跨越阶级成为资本家的错觉。高管用物质享受诱惑涉世未深的青年人，甚至想方设法使其沾染成瘾品，从而为资本家所用。在他们青春不在、脑力下降或身体崩溃时，在他们任劳任怨工作多年，为企业贡献不菲，即将获得股权时，资本家便将他们扫地出门，卸磨杀驴的同时也避免股权复杂化带来的交易成本上涨。
5、垄断宣传舆论，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基础科学贡献、环保、人权、文明教化等正义事业相绑定，培养忠于资本主义思想，培养爱国情怀，鼓励国民在道德的感召下积极努力地工作，让他们深信为资本家卖命就是实现人生价值，听从政府号令而战斗就是为人类文明进步添砖加瓦。当国民辛勤奋斗服务于国家时，发达国家政府能否回答，我们的国家正在为谁服务？是全体国民、全人类的福祉，还是那几个资本大家族的“王权统治”？
人类活动与环境保护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工业化被转嫁的高昂成本终究会被发现，被剥削的民众也会申诉受到的不公。然而还有一位被转嫁成本的受害者无法开口为自己申辩，正在不断被蚕食被侵犯，成为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代价最终承担者，那就是自然环境。提起保护自然环境，我们所说的并非是保护地球，或是保护某种意象化的自然。不论是污染空气水源还是物种灭绝，人类所有的激烈活动其实都在自然现象的范围内，地球不会因为变得和火星一样荒芜而毁灭，自然法则也不会因为地球所有生命灭绝而被改写。人类不存在时，地球环境也会不断演化，时而宜居，时而恶劣。所以我们提倡的环境保护，具体指的是“保护人类”、“调控环境”。一派观点认为今日的所有环境恶化大多由工业革命所造成，人类应该探索一种回归农耕文明田园牧歌式的，放弃科技与工业融入自然循环，虽然清贫但可免于自我毁灭的生活。首先，自然环境不会因为人类停止作恶而亘古不变，自然会不断演化，人类终将面对如何在自然演变中不被淘汰出局这个问题。再者，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
智人出现以后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学会使用火以后智人焚烧树林以安全地收集动物尸体，同时减少树丛遮挡方便警戒猛兽靠近。智人一路迁徙，沿途的大型动物在同一时间相继灭绝，包括智人的所有人属近亲。人类学会刀耕火种以后文明发展步入快车道，人口飞速上升，领地持续扩张。大片的农田乡舍不但吞并了动植物原有的栖息地，还将它们剩余的领地切割成一个个逼仄的监牢，使它们被迫改变生活习性，被迫近亲繁育，一代代虚弱下去走向灭亡。农耕文明延续千秋万代一成不变也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长期耕种会导致缓慢但持续性的水土流失，大面积种植同类植物导致土壤疲劳、病虫害频发、物种单一。人类工业化以后社会发展再度加速，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足迹遍布全世界每个角落。地球上没有一个物种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也无需多言。很多科学家共同认为，地球正在经历“第六次大灭绝”，人类活动就是事件发生的主因。
人类之于环境似乎陷入一种“动辄得咎，多做多错”的尴尬局面。人类到底是什么？人类活动到底怎么了？人类，学名智人，与地球上存在过的动物一样，本质上是自然演化而来的一种动物。或许终有一日我们与其他动物一样，都会完成物种的生命周期，化为地底的化石。我们经常用“生产”“创造”“发明”等词汇来描述人类活动，但依据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人类并没有凭空创造出什么来，只是通过劳动将一种物质转化为另一种物质，再通过使用将这种物质转化为其它物质。最后完全提取了使用价值的物质被我们称为“废物”，排放回环境当中，或被大自然降解重新进入自然循环，或沉积下来成为不可降解的污染物。借用热力学“熵”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切。大自然采集地能和太阳能这些”低熵能量“，化无序为有序，将“高熵”的无机物一步步转化为“低熵”的有机物，再转化为更“低熵”的动植物（包括人类），化腐朽为神奇，是一种“熵减”行为。人类生存繁衍需要不断从环境中提取“低熵能量“，于是一系列人类活动将”低熵“的大自然造物最终转化为”高熵“的废弃物，这便是一种”熵增“行为。人类从狩猎采集到农耕渔牧，再到工业革命，生产力的上升即是”熵增“速率的上升。然而大自然的”熵减“行为无法消化人类活动如此之快的”熵增“，因此环境恶化。发达国家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本质上是异地消费提取了环境的”低熵“，却把环境”熵增“的代价通过异地生产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更有甚者把使用完的”高熵“废弃物再运回发展中国家，进行异地污染。人类为了降低活动频率减少”熵增“，创造出各种结实耐用的化工产品。然而大自然没有能力使用这些产品中的”低熵“，这些产品一旦被丢弃立即转变为最顽固的”高熵“污染物。我们对这些化工品又爱又恨，每个人体内都含有微塑料，珠穆朗玛峰上都能检测出特氟龙，但在生活中我们已经离不开它们了。
全世界人类在远古时期与封建时期在道德与文化上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推崇“克己复礼”。这是因为当时人类生产力低下，如果个人尤其是掌权者不能克制自已的贪欲，资源的分配便会失衡，从而导致社会的崩溃。工业革命生产力大爆发以后产生出一种新的现象，即“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有时所指的是生产产品量超过了所有人的需求量，而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由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资本家占有的大量产品工人无力消费，造成产业链停滞。于是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情况，“克己复礼”都不再被现代社会所推崇，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是鼓励人们不顾日益陡增的环境负担，全力生产全力消费，维持经济热度成为政府第一要务。用”熵增“的视角观察所有正在发生的人类活动就会发现，”熵增“的速率仍在上升。全世界对环境保护这个议题能够达成口头共识，但对于控制各种具体的”熵增“行为无能为力。
1、发展中国家为了不再受发达国家剥削，在为发达国家工业体系服务的同时，另外发展一套自主化的本土工业体系。发达国家以环保为名号召全世界工业去产能，去的当然不是自己主导的成熟高效的工业产能，而是意图打掉各发展中国家尚处于追赶阶段的低效的本土工业。本土工业降级与盲目工业去产能都会直接导致国家实力下降，尤其是军事实力，从而危及国家安全，更使国家永无翻身之日，这是任何国家都不愿接受的。
2、生存压力依旧迫使一些国家破坏式开采能源，投入国家工业建设与军备竞赛当中。暴力式的工业发展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投入军事的能源或是在战争中消耗掉，或是在过期火药的引爆中消耗掉。
3、大资产阶级垄断资本虽然实为资本主义世界统治者，却不承担治理职责，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虽然这在资本主义中天经地义，但是挤占了确保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人类未来着想的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大量资源。人类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新能源技术、产业革命、治理体系变化甚至是制度革命，这对大资产阶级既得利益者来说意味着工业与科技的起跑线重置优势大降，意味着高昂的研发成本与极大的失败风险，意味着他们的穷奢极欲与他们煽动的消费主义要原形毕露被曝光于世。因此他们自然要小心处置，能把握未来发展的牢牢掌控新兴产业，把握不住的扼杀于摇篮之中。于是我们看到那些有损于大资本垄断地位的环境监管、污染惩治、环保研发往往不了了之。
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存在本身对环境就是一种毒害。人类未来能否延续，也就在于能否解决人类活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天然矛盾。
金融资本崛起
人类所创造的概念最终都难免演变得复杂无比，比如从亚伯拉罕一神教到各种宗教分支，从十诫到宪、刑、民、经济等各种法律类别，从平权思想到五花八门的现代制度。当人类族群人员扩充产生分工时，迫切需要一种衡量各类物品价值、方便交易与携带的物品，来代替以物易物。于是人类赋予一些特定物品以“钱”的概念作为一般等价物流通使用。此时人们大概还清楚知道，交易的本质仍然是以物易物，或者说以我的劳动价值换取他人的劳动价值。“钱”本身没有价值，只是一种便利生活的小小的辅助手段。这些原始人绝想不到时至今日与“钱”相关的体系演变得多么复杂，把我们搞得多么晕头转向。由于“钱”本身没有价值，为了维护“钱”的公信力，打击造假，发展出一套由统治政权背书的信用体系。”钱“作为一种生产力的标的物，意味着它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强权背书而单独存在。钱的供给和损耗相对于全社会生产力的波动往往有一定滞后性，于是产生了通货膨胀和紧缩。当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相互贸易时，货币汇率互换体系由此诞生。当人们发现可以利用“钱”的体系达成各种目的，比如刺激经济、广泛融资、超前发展时，各种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被创造出来。当系统愈发复杂，“钱即财富“这一不太准确的概念深入人心时，一部分人发现系统有机可乘，发明出各种金融诈骗形式。为了弥补这些金融系统漏洞，更多的机构和机制被建立起来。不过还有一些人甚至一些金融业发达国家为了使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流向他们，故意将金融体系打造的复杂无比来隐藏金融陷阱，并且编造出各种成体系的金融学说为其不义正名。整个货币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越打磨越复杂，越复杂麻烦越多，越多麻烦越多办法，越多办法又越多麻烦的特点。面对这样一个漏洞百出如一团乱麻的系统，是否还有人有勇气说出”交易的本质是以物易物，以劳动价值换取劳动价值。“这样的粗浅道理？
自”钱“的概念被创造以来，人们不难发现它不仅可以用于交易，也可用于储存，将自己富余的劳动价值具象化保存起来留作后用。但直到成熟稳定的金融体系出现，”钱“的公信力较为稳固时，一部分商人才将自己大量的资产与积蓄转化为金融物，再以金融为工具操使实体产业为其获利，金融资本由此诞生。这样看来金融资本作为食利一族，平添了生产成本与社会负担，理应被自然淘汰掉了。然而事实正相反，金融资本后来居上，大有彻底奴役实业资本之势。首要原因当然是金融资本更为灵活，因此利润率更高，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没有比金融业更高效的全球敛财手段了。另一方面，善用金融资本对国家实体产业长期发展也有裨益。实体资本绑定在实体生产资料上，比如机器、船舶，产业转型升级沉没成本更高，因此实体产业大多有很强的惰性。金融资本拥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商业敏感性，更容易发现新兴市场、业态发展动向、革命性新科技。以金融为工具进行资本调控，可以打破既有实体资本对产业的垄断，扶持有潜力的初创企业，保护他们不受实体巨头的打压，从而促进产业革新。
综上所述”钱“的体系自始至终都应该是服务于实体的，它的所有价值也都是实体产业赋予的。然而资本主义体制下金融资本服务的目标并不是实体，也不是国家，而是自身。金融资本的收益率碾压实体产业收益率，实际上胜之不武。很多金融资本已然完全脱离实体，通过花样繁多的金融工具吹出一个个金融泡沫，聚拢财富壮大自身的同时把所有隐患掩埋起来，留给后人和实体产业买单。一切”钱“的体系无法脱离强权保障而存在。在经济飞涨的假象、金融稳定的恐吓和丰厚税收的收买下，政府默许了金融资本胡作非为。金融资本在政府强权的背书下不断牟取暴利，以超高的利润率一步步挤占实体产业的生存空间，将全社会的资本转移到自己手中。当金融资本掌控了资本流动，也就掌控了实体资本的定价权，实体产业沦为金融资本的奴隶，被其榨干剩余价值。或为自保或为逐利，实体产业不甘于现状，纷纷进行金融化改革，实业为幌金融为主，赶超金融资本的收益能力。长此以往国家”脱实向虚“，制造业必定走向衰败。
国家有所警醒作出整改，使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业的本职上来，金融实业相辅相承，亦不是容易的事情。金融与实业有本质上无法契合的矛盾点。在股市当中金融的根本诉求是变化，而实业的根本诉求是生存。投资人本质上不在乎企业的死活，只在乎他投资的那一阶段企业的状态。一个长远发展型企业得不到金融资本”做多“的青睐，反而会因为先期投入高、回报慢而被”做空“，形成劣币驱逐良币。实体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会积累大量失败研发项目和落后产能。为了化解这些试错成本和沉没成本，就需要自跌股价”挤出泡沫“，从而轻装上阵，不被债务压死。而这种行为却伤害了投资人的利益。
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些权倾朝野的金融资本，他们当然不是傻子，完全清楚”钱“没有价值，连充饥都不能。金融作为虚拟产业收益高、风险更高，埋下的雷迟早要爆炸。因此金融资本长期维持赤字状态，防止政府为了调节社会资源分配失衡直接给平民发放货币。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纷纷偷偷摸摸地”脱虚向实“，将大量资本绑定在这个世界最为本质的资源与财富上——土地与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