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日，教师们的新学期第一天。
学生们三天后才会涌来。
我到的很早，七点十四分。
因为醒的也早，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也没意义，不如刷牙洗脸出门上班。
早餐吃了路边的煎饼果子。
妻子本质上是天津人，但她很不喜欢吃煎饼果子。
买煎饼果子的时候说话要“专业”，否则会遭摊主白眼。
一定得说“来一套”，而不是“来一个”。
七点十四分到了学校，我在主办公室等大家齐聚一堂。
七点二十二分，我看到的第一个人。
居然是杨薇。
“你……”
不是不来了么？
“不是不来了么？”我把这句话还是说出口了。
“计划有变嘛。”
“活儿还在吧？”
我不希望杨薇是因为那个“大活儿“丢了才没有离开。
“在。”
“行。”
“来一根不。”
杨薇掏出烟盒，又是美国产的Lucky Strike。
“来吧。”
她点烟，我点烟，用的当然是老马给她定制那个镌刻着蔷薇与晨星的黑色Zippo。
一开始并没说什么，半根烟下去之后，杨薇开口了。
“对了，我买了辆345，去塘沽买的，确实比北京便宜太多了。”
“挺好。”
“可也是灰色的，别的颜色的没现货。”
“一直都是这样，否则我也不会买灰色的嘛。”
“就是……呵……”杨薇笑了，说道：“你以后去开车的时候看清楚车牌，要不你拿着钥匙在我车门口拧来拧去却打不开门，那多滑稽。”
“那就别停我旁边。”
“我尽量。”
下一个出现的是克洛伊。
裙子，淡妆，中高跟鞋，这些都没变。
但头发却不是微卷的披肩长发了。
是直挺挺的齐肩发。
我和杨薇聊车。
我和克洛伊聊猫。
陆老师进来，说自家的一些闲事。整个主办公室其乐融融。
每个学期的开头，气氛都是这样。
杨薇没走。
可没走又能怎样呢？
所有人到齐，固定教师五人，临时教师二十一人，秘书四人，加上个系主任。
我们是个庞大的团队。
开会。
终于记住了乔汉娜的中文名字是孙娟。
还是继续叫她乔汉娜吧。
基础部的全体会议从来都很像个会议。
茶杯，烟灰缸，始终板着脸的系主任。
这是一群艺术家或设计师，却像群老干部一样的端着白色、有松柏图案的茶杯吹散上边浮着的茶叶。
开会的时候不准抽烟。却摆着烟灰缸。
我一一介绍新来的临时教员——都是我找来的。
系主任读上边下发的各种文件。
新学期了，也就有了新领导，欧志成升任我们艺术学院的副院长，还是第一副院长。
这种人……
罢了，爬得快的也都是这种人。
会议结束，我去找系主任，问她杨薇怎么办——我的教学计划里边已经没有她了，她却出现了。
而且接替杨薇位置的那个人是系主任安排的。
迟娜娜倒是也干脆利落，只说：“那以前杨薇做什么现在还做什么呗，把她放回去就好了。”
放回去，听上去有些滑稽。
脑袋里出现一个画面：一个布娃娃杨薇立在那里，我把她拎起来，“放回去”。
那就放回去吧。
回办公室改教学计划，把杨薇“放回去”。
克洛伊又来了。
“欧志成。”她无奈的笑了笑，说：“副院长了。那他下次如果还要我去陪什么人的话，我是不是不能拒绝了啊。”
“别理他。他总要顾及形象，太过分的话，你大不了举报他。”
“怎么举报？他自己又没直接做什么，他说的话既明白又模糊，一个老狐狸，就算我把他的话录下来交给上边，他一定也能把自己摘清楚。”
“但确实也不能按他说的做啊。”
克洛伊沉默了片刻，说：“我自己应对吧。总有办法。”
接下去，新来的教员一个个的被克洛伊带进我的办公室谈话。
这里边有我很熟的，也有第一次见面的。
谈话内容必定是重复的。
介绍规则，然后加以勉励。
基础部这种琐碎而不出彩的教育工作，必须要给与大量的勉励才能坚持到底。
前年就有个教员在学期进行了一半时突然辞职，造成了基础部不小的混乱，系主任不得不亲自接下失去老师的那个班，然后叫苦不迭的熬到放假。
真的是叫苦不迭，平均每周要专门找我抱怨三次这些一年级学生专业水平多么差，态度多么顽劣。
但我们的学生不一向就是这样么？
我也不是要乐观的否认所谓“学生质量在变差”的现实。
1976年，我在这里上一年级的时候，整个北大艺术学院基础部只有一百三十六名学生。
可现在呢，1990了，基础部新学年的学生名单最后列出的数字是——912。
膨胀了七倍，总会有许多在我和迟娜娜这样经历过所谓“极致精英教育”时代的人看来水平极差的新生。
跟今年的新教员全部谈过，这一个工作日就已经结束了。
准备下楼，又遇到了杨薇。
她作为四号人物，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她在主办公室里有张桌子，跟秘书们在一起。
我们见面，那自然话题又是Volvo 345。
我的345是1985年款，她的是1990年款。
她把我带到她的345跟前，又说：“真的别认错了啊。你看我这辆，跟你那个还是有点区别的对吧。”
外观上的区别很小。
“至少一眼看上去没任何伤痕。”我只能这么说。
“很快就会有了，你知道我开车横冲直撞的对吧。”
“所以你也买了Volvo。”
“可不是么，开下悬崖都摔不烂。”
“那是都市传说，可别真把它当坦克。”
“嗯。走了啊。回见。”
“回见。”
她开着345回家，我也开着345回家。
到家了，我决定去打理一下妻子的那辆1984年的Mini Cooper。
之所以买Mini，是因为妻子极爱北条司的漫画《城市猎人》。
从1986年的第一本发售，妻子就迷上了。
是的，她会花许多钱邮购日本原版。
是的，她看得懂日语，大学里学习的第二外语，考试得了98分。
1986年买的1984年的Mini肯定是二手。
她不在乎开二手车，甚至不在乎穿二手衣服。只要喜欢，管它之前经历过什么。
她的白色Mini就在那里，住宅区最稳妥的一个停车位。
我没有给它套个罩子，因为我不是要把它封存起来。
每个月，我都要开着它出去兜一圈。
Mini的手感和我的345太不一样了。
看上去脆弱，方向盘却很重，油门一不小心就会踩的过头。
我把Mini上的落叶一一移除。
开门，打火，排量小却动静大的引擎轰鸣。
我驶出住宅区。
这个时候，街上理所应当的在堵车。
打开收音机，调到北京音乐台。
Daryl Hall 唱道：
“Because your kiss, your kiss is on my list
Because your kiss, your kiss is on my list
Because your kiss is on my list“
这个时段音乐台放的全是1980年代前半段的热门音乐。
《Take My Breath Away》，《Forever Young》，《Like a Virgin》，诸如此类。
妻子的这辆白色Mini，后视镜上挂着对紫色的骰子吊饰，这是我们蜜月旅行时在京都买的。
继续堵车，我拿手指拨弄着骰子。
摇下窗户。
旁边的那辆“蓝鸟”恰好也摇下了窗户。
坐在副驾驶的姑娘对我笑，说了句：“你这车真可爱。”
这样的评价听过太多了。
我跟她说“蓝鸟”也是很不错的车。
开车的那个小伙子对我说谢谢。
车流中慢慢移动，始终并行，我们三个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
谈车的操控感。
我抱怨Mini的方向盘拧起来费劲，小伙子抱怨“蓝鸟“的油门太肉。
姑娘问我Mini去哪买——确实在北京不好买，当时是多方打听才找到了这一辆。
挪出三里屯区域，交通一下子通畅了。
“蓝鸟“里的两个人对我挥手，然后摇上窗户很快消失了。
我大概这辈子也不会再跟他俩相遇了。
我需要给自己设定个目的地。这个时候了，那就找一家饭店吧。
想来想去，选了Wendy’s。
又是美式快餐，但这里至少有沙拉提供，不至于又吃汉堡薯条。
而且，北京城里所有的美式快餐厅都附带宽敞的停车场，我不想为了找一个能停车的地方绕几条街。
Wendy’s的沙拉吧，给八块钱就能随便吃。
八块钱以北京的物价来说并不算特别便宜，如果只是想填饱肚子，去吃碗大份炸酱面也只需要三块。
或者说，八块钱等于四只四喜丸子。
为什么要花这样的钱来吃菜叶子呢？许多人是不理解的。
所以沙拉吧很冷清。
我在夹菜叶子，旁边的一位娇小的姑娘也在夹菜叶子。
我挡住她了，她轻轻的说能不能挪一挪，我赶紧道歉，移动。
当然，沙拉吧也不仅仅是只有菜叶子，冷的烤鸡胸肉和热的意大利面什么的，也还是有的。
盘子装满，在附近的位置坐下。
刚才被我阻碍了拿取食物的姑娘就在旁边那桌。
是的，目前沙拉吧的顾客就只有我和她。
餐厅里的其他人都在大啃汉堡薯条。
静默的吃饭，直到姑娘对我说：“你的T恤挺有意思的。这是个铲子么？”
非常美式的打招呼方式，我在普罗维登斯读书的时候，平均一周要听到十次这样的话。
T恤上印的图案确实是把雪铲，而这雪铲其实是杜尚的一件作品。
杜尚是我妻子最喜欢的艺术家。
雪铲的正式名称是《断臂前奏》。多么好的冷幽默。
我在普罗维登斯铲过两个冬天的雪，每次之后，的确胳膊都会跟骨折一样的疼。
呵，现在，“教育扫雪工”，做着同样的事情。
这姑娘既然以美式风格开场，我也以美式风格回应吧。
我说：“是铲子，雪铲，在新英格兰这是每个冬天最重要的设备，没有它，出不了门。”
姑娘说：“没去过新英格兰，一直呆在路易斯安那来着，那里不怎么下雪。”
线搭上了。
聊美国的南北差异，我却越发觉得姑娘的中文普通话口音很奇怪。
一问，原来并不是中国人。
来自乌兰巴托，父亲是外交官，前些年派驻美国，后来又派驻北京。她现在在北师大读书。
我们一起去添了次菜叶子。
开了些美式玩笑。
然后分开。
姑娘告诉了我她的名字，蒙古语，什么娜来着，没记住。
回家吧。
路上还是北京音乐台。
这个时段播放的都是国内的音乐。
放两首歌，插播一段乐队采访，接着再放歌，这是固定的模式。
今天采访的乐队叫做“黑豹”，刚成立不到三年。
上回听，是老马的“白马”，这回是“黑豹”。对仗工整。
音乐本身没有留下多深的印象，可“黑豹”吉他手说话的方式很有趣。
不是说音乐不好，而是，这不是《蔷薇》。
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杨薇的情景。
那是三年前十一月份，我的生日邻近，学期接近末尾，妻子被赫尔辛基和北京的警方一同正式定义为“失踪”已有两月，被卢云凯介绍过来的杨薇匆匆忙忙的在我们快要下班的时候来她将要执教的学校露个脸。
天气还不算冷，她就已经穿着Ramones同款机车皮衣。
长发扎着马尾，但杂毛横七八竖。跟所有人道歉，说讲方案讲的太久了，所以到的太晚。
卢云凯事先告诉过我们，这是个“大美女”。
所以当时正在工作的男同事都很期待她的亮相。
我是没有什么惊艳的感觉。
她确实长得很漂亮，胸部尺寸也非常可观，但那天的样子实在太狼狈了。
不惊艳，不是贬义的，是因为我对这种状态太熟悉了。
妻子也很漂亮，她虽然不会经常穿机车皮衣，但的确也在某个初冬穿过那么几次。
也是出门跟甲方谈方案。
实在不知道该穿什么外套，所以随手拿了我的机车皮衣披上。
我的外套，我的T恤，妻子经常随手拿去就穿。
松松垮垮的，她不在乎；而偏偏其实她是个对穿着非常讲究的人——前面说过，胸罩的肩带绝对不能露在外边。
那天的杨薇一开口就是浓重的东北口音，但很快就修正，尽量的说的像是标准中文普通话。
当然，现在她的东北口音还在，但你得多听她说几句才能听出来。
妻子有一点点四川口音，比如总是会把“删”说成“栓”；但总体听上去，她像个北方人。
也是，父母都来自天津，她确实也是个北方人。
而曾明，这就有意思了，为什么她没有任何口音呢？若不是她的声音过于细弱，那都可以去当新闻播音员了。
北京音乐台的新闻播音员也在念晚间新闻。
音乐台的晚间新闻的好处是，时长只有十分钟。
别的电台是半个小时。
太久了，谁愿意听那么多国家领导人互访的消息嘛。
布基纳法索的总统访问特立尼达与多巴哥，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到了楼底下，天还没有彻底黑下去。
一辆灰色的Peugeot 205，没有熄火，停在肯定会被住户呵斥“挡什么道”的位置。
这不是老马的车么。
我在205旁边停住，摇下窗户。
坐在205副驾驶抽烟的杨薇马上极其惊讶的说：“你怎么开这个？”
“我妻子的车，拉出去遛一下。”
“哦哦。”杨薇把烟扔下，说：“我看你的345在那里，以为你在家呢，上去怎么按门铃都不开。老马说再等等。”
握着205方向盘的老马说道：“你看，我没错吧。”
“就……什么事？”我问道。
杨薇这是第一次跑到我的楼底下等我。
“要借些画册。”
“哦，那得找个能停车的地方。”
在一个什么都很规整的现代公寓社区，哪怕是辆儿童三轮车，也不能随便往哪一放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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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四日，Talking Heads的演唱会。
排场没有Sisters Of Mercy那次大，不是在体育场，而是个由仓库改建的音乐厅。
这里也能容纳不少人。
我到的时候，曾明已经在了。
宽松白色T恤，印着Talking Heads的字样。
牛仔布短裤，白色厚底凉鞋——不是高跟鞋了，只是鞋底非常厚，还是用来弥补身高不足的。
像是雪从《舞！舞！舞！》里走出来了。
不，雪也不会是这样，雪不会穿紫色的丝袜。
是的，紫色的丝袜。
曾明对丝袜大概是有强迫症等级的依赖。
“你好。”这次用这显得诡异的问候开场的是我，因为曾明还并未在人山人海中看到我。
而之所以我能发现她，是因为那紫色的丝袜太显眼了。
“啊！你好！”曾明稍稍显得像是受到了惊吓。
“等了很久？”我问道。
“没，刚到。”曾明微笑，说：“我还以为是我晚了，你已经进去了。洗头花了太多时间。”
“洗头？”
“是，我头发很容易油，夏天得一天洗三遍。”
“够不容易的。”
我们进入音乐厅。
人很多很多，曾明拉住了我的胳膊。
我明白，她怕走丢。
这么小的一个人，太容易被人山人海吞没了。
也是没有坐席的场子，有本事就可以挤到最接近舞台的位置去。
不过这次不是跟杨薇的Girls Under Glass。
这次人很多很多，地方也更大，我实在杀不开一条血路了，我停留在了中段。
曾明使劲拽着我。
“在这行么，看得见么？”我问曾明。
“嗯嗯，可以的……”曾明踮起脚。
我想她其实看到舞台很困难，但我又不好像那些美国人一样把她扛在肩膀上。
暖场乐队出现，全员……看上去都是中国人。
全员都穿着黑西装，扎着窄窄的黑领带。
四名成员，两男两女。
等会，把头发染成蓝色的贝斯手到底是不是个女的？看不清楚。
键盘手把头发染成红色，扎着双马尾，身高应该跟曾明差不多。
挂着Gibson吉他的，站在最前面的那位，戴着眼镜，分头，搭配那黑西装看上去活像我们学校的领导层成员。
他用Ian Curtis式的嗓音，以极其纯正的美式英语在麦克风跟前说了句：“Hello everyone. we are The Zoo Keepers。”
鸡皮疙瘩起来了。
“Keep the order，thanks。”主唱说道。
扎着双马尾的键盘手在她的Roland上按下几个键，阴沉却激进的琶音响起。
这第一首歌，的确叫做《Keep The Order》。
第二首叫做《TV Screen》，依然阴沉却激进、紧张。
加重版的Joy Division，我也只能这么评价了。
第三首跟第二首中间隔了整整十分钟。
乐队的四名成员就在那肃立。
然后，双马尾红发键盘手身体保持板正的动手了。
风琴音色，演奏的是我们国歌的主旋律。
观众们基于长期的训练，马上停止了一切聒噪，也都站的板正了。
但接下来的却是粗重的贝斯riff。
然后主唱开唱，歌词却不是国歌原本的。
与Ian Curtis高度相似的嗓音。
他唱的是：“
See it
Believe in it
See it
Believe in it
See it
Believe in it
See it
Believe in it
See it
Believe in it
See it
Believe in it
See it
Believe in it
Everywhere
Every second
Everyone
Every breath
Every soul
Everywhere
Every second
Everyone
Every breath
Every soul
We are all together
We are all together
We are all together
all 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ever
and
ever
together“
合成器，贝斯，吉他，全部选用最冷却辉煌的音色，重复着国歌的主旋律。
We are all together.
浑身鸡皮疙瘩，后背全是冷汗。
果然是Talking Heads，选择了这样一个我从未听说却能让我起鸡皮疙瘩的乐队暖场。
不过，把国歌改编成这样真的没问题么？
曾明把我拽的更紧了。
别人也都陷入沉默。
等到Talking Heads真正上台，气氛反而活泼了起来。
所以，刚才那个The Zoo Keepers，与其说是暖场乐队，还不如称其冷场乐队。
但这确实也很搭Talking Heads。
八年前在RISD聊过几分钟的Tina看上去变化不大。发型有了调整，在1982年她也是曾明一样的齐刘海来着。
“看得见？“我问曾明。
“嗯嗯，可以可以。“她其实在使劲踮脚，那就说明其实看不见什么。
“再往前挤挤吧，抓紧。“
“嗯嗯……”
但费尽全力也不过向前移动了不到十米。
好在曾明确实抓得很紧，也没丢掉。
“没办法了，只能到这了。能看见一点么？”我转头问曾明。
“可以可以……”
还是在使劲踮脚。
Talking Heads的演出持续了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非常标准。
人群跟着节奏蹦跳。
我也在蹦跳。
曾明跟着跳，还是一直紧紧拽着我。
可以说，从进入场地到表演结束，她就像是我身上的一个挂饰。
用不着这样，姑娘，再是人山人海，你也不至于真的就会没了。
会让人凭空消失的，不是北京这热闹的演唱会，而是赫尔辛基的“极度严谨”全球平面设计峰会。
散场，出去。
曾明还挂在我身上。
不是那种情侣式的依偎，她的身体离我有距离，可就是胳膊死死箍着。
像极了一个大书包和一个keychain。
所以，我说，挂在我身上。
走出去很远，远离人群了，曾明才松开。
“真是多谢了。这样的演出，还未曾想过会亲眼看到。”曾明很郑重的说道。
“不客气，也多谢你能来。否则就浪费一张票了。”我的回应也相对郑重。
“嗯……。”
我们并肩走着，这里还不是能打到出租车的位置。
曾明的身姿板正，目光直视前方，像是在经历又一次军训。
走着，走着。
前方看到空载的出租车了。
曾明却说：“还有可以听歌的地方么？我现在还不想回家。”
能继续听歌的地方自然是有的。
很简单，转身，绕过三条街，钻进一个胡同，那里有一个很小的Live House。
根本没有招牌，似乎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商业名称。三年前还只是个录像厅。
但反正目前就是总会有乐队演出的地方。
进去，随便找个位置坐下。
这里没人会强迫你购买吃喝，你可以一分钱不花的……只坐着听歌。
舞台上的乐队我认识，自称The Annies。
主唱兼贝斯手总是穿着1950年代风格的碎花连衣裙（或称布拉吉），其他人总是在变。
有时会有同样穿碎花布拉吉的姑娘弹吉他，有时是严肃的眼镜大叔弹吉他。
这里盛行的传言是，The Annies最常出现的这两位吉他手其实是父女两人。
但从未真正确认。
今天的吉他手是那个看上去很像会把我拎出来用直尺打手板心的严肃眼镜大叔。
我自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不是什么乖孩子，平均每周都会受到至少一次木头或塑料直尺打手板心的惩罚。
The Annies的表演其实已经接近尾声，因为他们已经在唱他们最受欢迎的那首《Carousel》了，这总是他们的所谓“压轴”曲目。
后期朋克的快速拨弦，搭配这样的歌词：“
Carousel boy, go away
Your glitter doesn’t make me stay
Yes, I’m lovely, can’t you see?
But cuteness stopped belonging to thee
Yes, I’m lovely, obviously and definitely!
But cuteness stopped belonging to thee
Go away!
Go away
Go away
away and away!“
穿着碎花布拉吉的主唱，我知道，名叫安娜，只要唱到这首歌的结尾，那几句“Go away”都是声嘶力竭的吼出来的。
曾明看的很认真。
比刚才看Talking Heads还更认真。
“喜欢这个？”我问道。
“嗯……她的裙子好漂亮。”
感觉在答非所问，但这就很曾明吧。
换了支乐队，唱没滋没味的民谣，这水平跟录像带上克洛伊的男朋友在1982年的民谣乐队差远了。
曾明开始抽烟，我去买了两份刨冰。说是橘子果汁口味的，其实就是浇了芬达和夸张的橘黄色可食用颜料。
一边抽烟一边吃刨冰，曾明又引来了旁人好奇的目光。
烟抽完，刨冰吃了一半，曾明不碰了，任由它在那自由融化。
“尾声也许快要结束了。”曾明轻轻的说道。
“哦。”
只是也许，那看来说不定还要延续很久吧。
“我给自己定了个期限：夏天结束前必须彻底了结。”曾明盯着慢慢变成液体的刨冰说道。
“哦。”
其实八月八日就已经立秋了，理论上，夏天早就结束了。
我吃完了刨冰，曾明自己又去要了一份牛肉干。
牛肉干，这是这里唯一提供的肉类零食。其实只是把一包银色包装、印着头黑白花纹的牛的天津牛肉干倒进个塑料盘子里而已，价钱却涨了四倍。
看来曾明是真爱吃肉。
又开始聊毕业。
曾明要给自己的影像作品专门建造一个告解室风格的放映空间。
“告解室？”
这让我也好奇了，曾明并不是天主教徒啊。
曾明解释说，她以前的教会算是信义宗，是也有告解室的。而她的灵感来自于在书上看到的赫尔辛基信义宗教会告解室，她想复制这个。
又是赫尔辛基。
这么一个极其遥远的城市，是要永远停留在我的生命中么？
我问曾明她想复制的赫尔辛基告解室的模样，她找服务员要了纸笔，认认真真的画给我看。
就是相对的两个沙发，但有着高高的围壁和厚实的布帘。
曾明说，一个沙发上放着播放她作品的监视器，另一个沙发给观众坐。
作品内容是她专门回家乡小镇拍摄的教会圣歌。
这不还是基督教主题么，怎么在王教授那里就能被接受了？
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曾明笑。
然后又解释：小镇上的教会，圣歌是用当地山歌的调子唱出来的，还伴随着挥舞丝巾的舞蹈，又是用方言演唱，所以王教授完全没想到这跟基督教有任何关系，曾明只说这是乡土文化。
王教授说这非常生动，于是允许曾明继续进行了。
我也是现在才第一次知道小镇信义宗教会是这么一个模样。
这种内容，搭配上一个赫尔辛基风格的告解室，我认为这可能是明年电影专业最出色的毕业作品之一。
然后我和曾明仔细讨论怎么构建这个告解室。
需要找木匠，找装修师傅，找电工。
曾明当然还是拼命记录，找服务员要了好多次纸，最后人家干脆给了她一个笔记簿。
凌晨一点十四分，我们终于离开了这没有招牌的Live House。
走之前，已经没有乐队在表演了，店家随随便便的播放着随机的磁带。
街上有不少等候乘客的出租车，我问曾明要不要送她回去。
她说：“暂时还是住在那里，太远了，不必麻烦。”
然后，又是——“能不能抱一下“。
抱了。
这次曾明不再是直挺挺的站着，她也伸出了手臂。
然后她上了出租车。
我沿着街走，抬头看天，耳中满是都市特有的低频轰鸣。
看不到太多的星星，北京，已经被工业污染的太严重了。